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收集3篇)

时间：2024-08-05 来源：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篇1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有了日程安排，而“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停留在书面上。目前东亚经济合作主要是以3个“10+1”的形式进行。在把经济合作的利益抽象为外贸额增长的假设前提下，建立经济模型，用较新的1994-2005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了从单纯的外贸增长角度“10+3”合作方式比“10+1”对中国经济利益更大的结论。并把模型结论结合东亚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对外贸易额1引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2模型的建立与回归2.1模型的假设与建立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Y=e+aX1+bX2+cX3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2.2样本的选取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2.3回归分析与检验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Y=e+aX1（1）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Y=757.4226+11.10771X1（2）t（12.85）（104.3397）R2=0.998991，F=10886.78，D.W=1.724（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Y=e+aX1+bX2+cX3（3）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t（3.44）（3.63）（1.39）（-0.54）R2=0.999，F=3811，D.W=1.69（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5.48）（4.89）（2.74）（-1.94）（-3.22）（-1.16）R2=0.9997，F=4708.55，D.W=2.27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3模型结论并分析3.1模型分析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3.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3.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11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4政策建议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2011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篇2

在拉美，双边自由贸易也异常红火，墨西哥和智利这方面最为积极。据WTO统计，1999年末，拉美共有22个经济联合体，其中1991年以后出现的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就有17个。

一向被称为自由贸易“真空地带”的东亚地区，也首次加入全球双边自由贸易进程。最积极的国家当属新加坡。2000年11月，新加坡分别与新西兰、墨西哥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和6月，分别与日本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了相关协定。另外，新加坡与美国、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的谈判也在进行。日本除与新加坡已签协定外，与韩国、美国、中国和东盟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的相关谈判也在进行。中国政府于2001年11月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于2002年5月与东盟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也正在酝酿和商议之中。

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今年出现的美国对进口钢材强制实施201条款(详见本刊今年第7期)和美国提高农产品补贴就是典型事例。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反全球化浪潮汹涌。1999年，WTO贸易部长西雅图会议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计划夭折。2001年12月，多哈会议在最后关头决定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但就现实情况看，多哈回合不可能一帆风顺。毫无疑问，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再受阻，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主要原因。原WTO总干事穆尔不久前说：“自从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至今未重新开启全球范围的多边贸易谈判，因此现在出现了很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倾向。”

同时，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也是许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原因之一。与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贸易谈判相比，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与程序复杂且缺乏国家强制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双边自由贸易机制只有两个当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另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双方政治关系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更有效。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当作通向更高层次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第一步。

部分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的开展遇到新困难

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通常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或区域经济集团，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组建自由贸易区而进行的贸易。目前，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或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最重要的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东盟自由贸易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另外，一些跨洲或跨洋的大洲际自由贸易区计划也顺势而生。

但是，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目前，在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中，有的因谈判屡屡受挫而陷入僵局，如拟于2008年建成的“欧盟－拉美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谈判争吵不休而无实质性进展，如计划于2005年建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计划不能推行而脱离原有主题，如拟于2010年启动的“APEC自由贸易区”；更有些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难有新的突破，如美欧间的“跨大西洋共同市场”。

即使是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也因成员方利益的冲突出现明显的裂痕，如目前世界第一大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5月21日，因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材征收高达27.2％的反倾销税，从而导致美加木材贸易战急剧升级。墨西哥也开始抱怨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农牧业损失惨重。墨西哥众议院发表的研究报告说，自从墨西哥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来，墨西哥农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由6.34％下降至5.5％；该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蔬菜水果的出口量仅增长了8％；墨农牧业进口总额则由当初的29亿美元上升至42亿美元，增加了近44％。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将于2003年年初解除20种农牧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这将对已经处于竞争劣势的墨西哥农民造成新的打击。这已在墨政坛引起了反应。可见，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各国重新调整自由贸易政策

新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由贸易政策，由原来的侧重“多边”，调整为侧重“双边”或“多边”与“双边”并举。

美国政府认为，如被排挤在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美国确立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合。今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长期制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布什总统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日本过去非常反感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变。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便是日本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分析认为，日本紧锣密鼓地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最大动因是为了加大出口，拯救它恶化的经济。今年6月，日本推出政府振兴经济的六大发展战略，其中第六项被称为“全球化战略”，主要内容是：以全球化大市场为目标，推动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东亚自由经济圈。

韩国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双边自由贸易的热潮当中。东盟国家则采取“多边”和“双边”并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一面积极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面又积极寻求开展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总之，各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强大的内部推动力。

双边自由贸易的根本特征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它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又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1，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致性。

一是二者所体现的贸易原则基本一致。WTO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等，而这些基本原则恰恰是双边自由贸易所追求和遵循的，只是这些原则所适用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至于说双边自由贸易会对第三方产生歧视，这也正是这种体制所确定规则的需要，就像WTO多边贸易体制并不适用于非成员方一样。

二是两者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密切相互间的协作和配合，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发展能力。同时，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筑起防范全球化风险的第一道防波堤。所有这些，都和WTO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经济效应相一致。

2，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性。

双边自由贸易“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冲击WTO有关原则和规则。如果把双边自由贸易放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大框架内考虑，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协定内外WTO成员方贸易待遇的不同，甚至对某些WTO成员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堡垒”，从而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相背离。更有某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明显的违背WTO有关规则的内容。

3，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兼容性。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

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次东中国-东盟峰会上11个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之间的合作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规定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容、时间等基本构架。到目前为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在201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进行的初步测算，到2015CAFTA建成之时，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同时，CAFTA的建立将分别拉动东盟和中国的GDP增长0.9%和0.3%。[1]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认为对于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可以分为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静态效应,是衡量一体化集团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必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种效应。而对于建立CAFTA而言,还应该包括出口扩张效应这独特的第三种效应。[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毕业论文范文。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

(一)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原来的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成员从非成员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显然,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

表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对美、日、欧进出口所占比例单位：%

出口

进口

国别

美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日本

欧盟